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留在村里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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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留在村里种地

　尽管大年初三冀中平原南部地区下了一场大雾，可檀瑞发在大棚里，仍陆陆续续迎来了几位驱车从省会石家庄来采摘草莓的游客。

　　距离石家庄几十公里的栾城县范台村，是当地的一个草莓种植基地。全村近一半农户都在种草莓。檀瑞发今年60岁，种了10多年草莓。

　　10多年前，忙了一年的檀瑞发在正月时往往无事可做。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种了一辈子小麦和玉米，冬天是最清闲的时候。按照村里人均一亩半地的划分，檀瑞发家里分到了8亩地。一年两季，先种小麦后种玉米，刨去人工、机械、肥料成本，小麦、玉米都算上，一亩地年收入只有700元。

　　一年收入不到万元的檀瑞发，却要承担3个子女的开销。2000年的时候，3个孩子有两个在读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是在这一年，县里开始推广草莓种植，檀瑞发成为村里第一批草莓种植户。

　　平展的冀中平原田垄纵横交错，范台村的地多数是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块。大棚就像向日葵，需要充足的阳光照射，所以檀瑞发租用了两亩临近公路的地，建成3座东西走向，南北受光的草莓大棚。为此，他每年要按照每亩地800斤小麦和800斤玉米的数额交租金。

　　即使这样，檀瑞发也愿意种草莓，因为3个大棚从第二年开始就有收益了。能够有收益，除了草莓自身价格就高，更在于当地农民敏锐的市场嗅觉。从区域位置看，栾城县是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卫星县，县城与市区接壤，一遇节假日，城里有很多人开着车拖家带口到周边的郊县踏青游玩，在大棚采摘瓜果成了城里人的消遣方式。看到城里人喜欢采摘，草莓不愁销路，第二批、第三批种草莓的农民把整个村、整个乡都变成白色的大棚采摘区，形成了生态采摘的经营模式。

　　但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多高的收益，大棚多了，可是来采摘的人数没有变多。直到有一天，一位从北京来采摘的游客尝过檀瑞发的草莓后，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这草莓口感不好，不如北京的采摘园里的草莓甜。

　　在这之前，整个范台村种的都是法国的草莓品种，尽管产量高，容易管理，但口感发酸。

　　这之后，檀瑞发和几个村民决定到北京取经。2009年冬天，租了一辆车的檀瑞发和几个村民来到北京通州一个草莓采摘大棚。知道他们是来考察的同行，大棚的主人请他们放开了品尝，但就是不卖给他们幼苗。

　　檀瑞发也是犟脾气，回到家后他找到河北省农科院，引来了名为“红颜99”的日本品种。现在，檀瑞发种3个大棚的成本每年到了5万多元。其中，光买苗每个大棚就需要1.5万元，再加上施肥、换地膜、铺草帘，一个棚需要投入1万多元。从每年12月到次年6月，是草莓的采摘季节，30元一斤的草莓，隆冬和初春时在北方很受欢迎，靠着3个大棚，檀瑞发每年的纯收入达到了6万元。

　　2005年，檀瑞发花了十几万元给唯一的儿子在石家庄买了一套房。2010年，又花了6万元给儿子买了小轿车。尽管儿子毕业后在石家庄一个外企上班，收入也不低，但檀瑞发依然要将种大棚的收入全部投入到子女身上。而他自己在生活上一直很“抠门”，口袋里10块钱一包的“绿石”香烟平时只用来招待客人。家里冰箱的菜还没屋外树梢上晾着的干菜叶子多。

　　尽管村里规划得不错，家家都是统一样式的四合院，整洁的水泥道路上不见一点儿牲畜粪便，但住在城里的儿子已经不适应村里贫乏的物质生活了。就拿买东西来说，村里只有几个小卖部，里面的物品尽管有吃、有喝，但毕竟与城市里的大超市没法比。

　　儿子的房间虽然比二老的装潢好，家电齐全，但没有网络，习惯网络看电视剧的小两口在家这几天就没怎么打开过电视机。

　　儿子回城后，檀瑞发就一步一踉跄地在大棚里干活儿了。冬天，大棚的最高温度能到39摄氏度，干得满身出汗的檀瑞发每次从大棚出来都忍不住打几个寒颤，高温高湿的环境使得他的左腿关节得了风湿病。

　　村支部副书记檀增顺的大棚与檀瑞发挨着，过年期间檀增顺每天都要接待收购草莓的商贩。他说，尽管种草莓能挣钱，但村里2000多口人，有一多半的年轻人出门打工了。

　　“村里400个草莓大棚，劳动力全是上了岁数的”，檀增顺说，种大棚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年轻的、有力气的都跑到城里打工了，一年挣的不见得有种大棚的多，但过得潇洒，不用每天在大棚里窝着。

　　现在，檀瑞发考虑最多的是把三女儿嫁出去，他说农民就认一个理，“只要能动弹一天就种一天地，活着就是为了给子女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在檀瑞发的大棚里，刚种上的幼苗已经开出了洁白的小花，他说自己就像大棚里的蜜蜂，因为草莓开的花没有蜜，蜜蜂只能忙着授粉，自己却得不到什么，但没有蜜也要劳动。

　　斜倚着大棚一侧的泥墙，檀瑞发揉着自己的膝盖，他担心自己如果到了走不动的时候，家里的3个大棚谁来照料。

　　南王庄村：种地的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在农村有句谚语，叫一亩园顶十亩田。讲的是种菜要比种粮食收益快。这句话在河北省永年县姚寨乡南王庄村得到了体现。

　　大年初五，王庆海查看了村里的三十几座大棚。与被冻得板结的大地相比，大棚里的土地如同肉松一般细腻蓬松。自家的土地被征去修路了，但是失去土地的王庆海并没有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合作社“上班”，在大棚基地当起了保安。

　　在程会平8分地的大棚里，种着西兰花、芹菜。每年的收入比过去单纯种小麦、玉米翻了四五倍。

　　2008年之前，程会平自家的4亩地，每年大约收获800斤小麦和1000斤玉米，纯收入不到3000元。2008年后半年，村里与当地一家企业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专门生产有机蔬菜。

　　本已割完麦子，买好玉米种子的程会平选择了投奔合作社，后半年按照合作社跟企业的协议，种起了辣椒。2009年，又将自家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了合作社。合作社每年按照每亩地2000元的租金将土地流转给了合作的企业。企业负责出钱、出技术，合作社负责具体管理。

　　据合作社理事长王旗介绍，包括南王庄村在内，参加合作社的有6个村，800多户人家。加入合作社以后，从种源到销售，都由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王旗原是邯郸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正式职工，每年有五六万元的收入。成立合作社后，他回到村里成为合作社的理事长，工资由企业给开，他的任务就是给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提供服务。他的收入比过去在市里时多了一倍。

　　现在，参加当地合作社的农民收入包括两块：一块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入，仅这一项就顶上了过去种粮的收入；另一块是种菜的收入，因为是按照企业要求种植的有机蔬菜，所以蔬菜不愁销路。从合作社收购的有机菜直接进入城市超市，或者出口国外。

　　而在此前，永年县流传着一个段子，因为当地大蒜出名，但知名度不高，为了卖出去挣钱，当地人都是背着大蒜全国各地推销，一挂蒜一开始要价20元，后来两角钱就被贱卖出去。

　　59岁的程金也是合作社的一员，他一年种西兰花的收入就能过万元。之前，程金都是骑自行车走十几公里到邻近的邯郸市卖菜，菜价低的时候眼看着菜烂在地里没办法。现在，他都是按照企业的订单来种菜。

　　尽管这些地方的农民收入都增长了，但遇到的相同问题是，种地的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檀瑞发还是程会平，他们额头上都已经有了很深的抬头纹，张口说话时露出的牙齿也不再齐整。这些在城市里早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由于子女都已经离开村庄，不得已继续从事着农业生产。

　　谈起儿子程小宁时，程金扬起了头说，儿子是全村唯一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上中专时学的是电子专业，毕业后，程小宁选择到北京找活儿干，一个月四五千元的收入，要拿出一多半来支付房租、饭钱。去年，程小宁准备凑些钱让媳妇来北京做点服装批发生意，后来听说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要外迁，也就搁置了下来。

　　回到家后，程小宁每天都要跟同村的年轻人聚会，桌席上他总是讲到北京的地铁多么长，生活节奏多么快。但每平方米上万元的房价和限购政策，使得程小宁难以扎根北京，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挣钱，然后到河北的二三线城市买房。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城市人至少要在城里上幼儿园、小学，才能获得与城里孩子相同的机会。中专学历的程小宁现在筹备着继续深造，他希望通过提升技能再找一份薪酬高的工作，把媳妇接到北京生活在一起。

　　西万安村：老人一旦身体不好，地就撂荒了

　　初六傍晚，太行山南部山区降下大雪。纷纷扬扬的雪粒将河北武安市境内的大部分村庄都包裹上厚厚的积雪。

　　在西寺庄乡西万安村，宋江文的老伴儿正忙着在灶台上做饭，锅里小米粥溢出的香气，让这个二层楼结构的四合院显得暖意融融。

　　这个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村落，是一个典型的靠天吃饭的山村。村子随着山坡沟壑高低起伏，因为是山坡地，这里的农民不能像在平原一样种大棚，除了地形，制约这里农业发展的还有水源的匮乏。

　　在十年九旱的华北山区，为了解决村里人畜饮水和作物灌溉问题，村里几乎都有一个蓄水的旱池。宋江文家就在村里的旱池边上。但给儿子宋小亮烧水做饭的时候，宋老太都会用盛在缸里的井水，或者是平时不舍得用的自来水。

　　在村里，宋江文家属于殷实的富户，这不仅是因为他拥有13亩地，还在于家里有多少人外出打工。几十年前，当宋江文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随着父亲“跑太原”了。因为地理、文化、商贸和人脉的关系，这个在河北省境内的山村，有一多半年轻人都选择到临近的山西省太原市务工。过年这些天，好多家门口停放的小汽车都挂着山西的车牌。

　　年近60岁的宋江文已经不在务工的“候鸟群”里了，他一年到头就跟老伴儿种家里的13亩旱地。因为山高沟深，适应耕种的土地都在离村里较远的地方，每天从旱池担水走十几里地浇水的宋江文，身材短粗壮实。相比种小麦和玉米，他更喜欢种棉花，因为棉花的收益是小麦的三四倍。

　　但与儿子相比，宋江文一年的收入就算不上什么了。从儿时起，宋小亮就跟着父亲一起跑太原。现在，1986年出生的宋小亮也有了儿子。他如今在太原从事建筑行业，一年收入能有10多万元。

　　跟着工程队揽活儿的他，在2008、2009年的时候大赚了一笔，宋小亮说，那个时候太原盖楼多，生意就跟着多。现在，宋小亮已经在太原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把媳妇和孩子一起接到了太原。

　　但去年，宋小亮遇到了困难。太原房地产开发和政府装修因为政策的限制明显少了很多，揽不上活儿的宋小亮在家闲了大半年。

　　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底村，回到老家的刘占杰心里一直犯愁。他在北京打工已经五六年了，打工期间，找了一个河北邢台的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没想到，他前脚一回老家，对象的家里人就逼迫女儿从北京租住的房子里搬出来，不许她再跟他交往。

　　在北京当保安的刘占杰每月工资就2000元。女方家长因为嫌他没有积蓄，收入也不高，一直对他不满意。

　　其实，早几年的时候，刘占杰并不差钱，武安是一个铁矿很多的地方，刘占杰所在的乡有很多小铁矿，当时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小铁矿打工，每个月能挣好几千元，但资源是有限的，铁矿资源越采越少。炸山取矿又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不少耕地因为多年不种而撂荒。

　　在刘占杰看来，村里的耕地撂荒不仅仅是因为山区土地贫瘠、水源少，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了耕种的劳动力。村里的年轻人现在分化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学的，通过考试进入城市；一部分是打工的，通过工作临时落脚在城市。村里的老人一旦身体不好，地就撂荒了。

　　宋江文也说，种地的都是老面孔，平时看谁没锄草，没浇水，多半原因是谁身体出了毛病。在宋江文屋子后面的山坡上，有一棵几十年树龄的核桃树，是村里一对老夫妇年轻时种的，老夫妇有4个子女，现在子女们都在城里生活了，老人身体不好，也被子女接进城了。如今，每年核桃树结出青色果实时，再也看不到有他们家的人去打核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