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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政策如何制定 教育部官员微信问计

 “各位校长,如果站在国务院角度对高职发展政策讲一两句话,大家最希望讲什么?谢谢!职成司刘宏杰”2月11日17时37分,在中国青年报职业教育版建立的“中青职教”微信群里,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抛出了这一问题。
 
  在“中青职教”微信群里,有包括业内专家学者、职业院校领导、官员等80多人,经常讨论一些职业教育话题。刘宏杰在群里有一段时间了,但从不发言。然而,昨天他的这一问题激起了波澜。
 
  “我平时只看,但后来看到这个群里,都是一些业内专家和一线的职业院校领导,发言都围绕职业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展开。”刘宏杰说,目前教育部职成司正在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作准备,“所以,希望听到一线校长、研究者的声音。”
 
  重视职教须落实具体政策
 
  “像重视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一样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像重视对211大学的投入一样重视对职校的投入,像尊重大学毕业生一样尊重职校毕业生。技能立身,技能为本,技能优先,技能为荣,技能致富。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腾跃民首先抛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刘宏杰觉得不过瘾,他追问道:“最需要什么政策?”刘宏杰认为,目前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在政策制定上,教育系统很难拿出政策性文件。教育部职成司葛道凯司长曾向记者表示,在教育部职成司里,最头痛的事,是如何撰写政策性语言文件,甚至在一次高职学校校长会上,葛司长公开征集政策性文件撰写的“高手”。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或委员会。”腾跃民回答道。
 
  “国务院出台校企合作条例,主要明确各自责权利!高职院校举办者必须保证办学的生均拨款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礼果从校企合作条例政策和高职生均拨款政策的落实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且他认为,“应统一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有关职教的政策!”
 
  “国务院应该向职教人说:政府认为职业教育事关国家产业安全,将成为教育优先发展的领域,将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构建面向产业发展的完善的体系和灵活的运行机制。”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从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建议。
 
  高职本科期待政策支持
 
  “专门针对高职院校,最需要什么政策?”刘宏杰再次抛问题。
 
  “要加大高职生均拨款法定化步伐,真重视必须有实货。”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崔戴飞提出了建议。
 
  “企业投资职业教育可以免税或有缴税方面的优惠。”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傅德月从鼓励企业参与办学提出了建议。
 
  “优质高职突破层次瓶颈与本科转型同等重要。”《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副社长陈衍建议。
 
  “怎样的思路?”刘宏杰追问。
 
  “应该让优秀的高职院校有资格举办高职本科而不仅仅让本科转型!”已经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调任宁波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苏志刚,虽然身在本科院校但还是心系高职教育。
 
  “面向百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分批、择优遴选部分学校试点本科教育。”陈衍对刘宏杰的追问进一步建议——谁有资格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要看谁具备实力,要实现有上有下。一切以标准论!
 
  “设标准,特别是专业标准,而不是人为地定哪个学校可以办高职本科。”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旭翔附议说,“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提‘本科’二字,可以有三年制、四年制甚至七年制高职,辅之类似于学位证书一样的‘东东’。”
 
  “正是当年‘三改一补’的‘一补’,成就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当年的智慧和勇气,让一批优秀的高职院校办四年制、五年制乃至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是骡子是马,不拉出去遛一遛,怎能区别出来?如果再不给高职一条出路,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高职院校尸横遍地……”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玉鸿形象地表述了高职未来的出路及其面临的危机。
 
  “我认为所有的专业教育都应面向职场需求,都属于广义职业教育。国家示范软件学院和国家示范高职项目得到的共性经验应向从中职到博士教育的工、农、医、法、商、教等各专业示范,回归职场原点。详见我去年发表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第六期的论文。”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建议。
 
  “抱歉,刚在路上,未及时回复。这确是个大的政策取向问题,很值得讨论。愿为构建好的体系尽力。”已经是晚上19时58分,讨论还在继续,刘宏杰在下班路上给出了回复。
 
  职业教育改革体系建立是切入点
 
  “高等教育如何体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何遵循教育规律?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如何推动改革而不是阻碍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李玉鸿抛出观点。
 
  “职教亦如此!”刘宏杰说。
 
  “刘处:谢谢您的提议!一个职教大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让职业教育从单纯的生计教育策略提升为强国富民、职教立国的国家战略;让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工资待遇令人向往;让企事业单位焕发巨大积极性,把参与职教、发展职教作为自己的事情;让职业教育成为完整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教育体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向刘宏杰建议说。
 
  “目标有当前和中长期的区别,但方向正确是根本。这需要决策的勇气和智慧。请多指教。”刘宏杰对俞仲文的建议回复说,并且专门向俞仲文抛出问题:“俞院长,您当年在深职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简称)推动改革,最大的愿望和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我曾经提出三大愿望:重振中国的技术教育;重构中国的教育版图;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俞仲文回复说。
 
  “技术路线如何设计?切入点在哪?”刘宏杰继续发问。
 
  “例如,当前要努力打造高职教育的升级版(不是对以前的否定,而是升级),培养既有专业技能,又有一定的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技术革新和改良的能力);高职院校试行多种学制,深职院搞过七年四年制高职(是教育部正式发文同意的,可惜不了了之);制定各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工资指南,使受教育者有可让人羡慕的期盼,等等。”俞仲文解答说。
 
  尽管这些年,包括媒体曾多次关注过俞仲文的言论,但在微信上与教育部官员面对面沟通,俞仲文还是觉得很过瘾,恨不得一股脑说出自己的想法。
 
  “可否考虑围绕社会需求和学生需要来设计职教改革的技术路线,把切入点放在体系建设上呢?我认为政府要有当年冲破‘三改一补’的魄力和勇气。”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东平复议说,“不管类也好,型也罢,也不管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应当尊重社会需求,应当满足学生成才需要。”
 
  职教高层管理者在走改革之路
 
  “深职院四年制遇到了哪些困难?”刘宏杰继续发问。
 
  “当年部长太有魄力了,正式发文让我们来试点。可惜一个领导一个政策,后来的主要领导不支持。”俞仲文披露了个中缘由。
 
  “历史已证明当年‘三改—补’的缺陷或者说是错误的。放眼一望今天优秀高职主力大多是当年的‘—补’出身。历史将会再次证明今天的只允许‘转型’的政策,是不太科学的。当年决策者们还有点明智在于提出了‘一补’。市场将会教训关门造车的‘官僚’们。有条件,有能力的高职涉足支撑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所需要的更适合的技能人才的培养,是市场的呼唤,历史的必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时雨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不仅语言犀利且富有诗意。
 
  “当前,在强调体系建设的同时,高职院校要自强,要抓好自己的事,提高自己的质量,示范院校骨干院校建设已有200所,也有七八年时间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实际上,示范院校的经验目前均还停留在学校层面,或是区域层面,教育部还没有总结提炼推广,还没有形成一个能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模式,没有国家职业教育模式,我们如何从现在的职教大国走向职教强国?因此,教育部要有所作为,从办学模式、校企合作模式总结推广入手,抓好学校抓好内涵建设,推动国家职业教育实力的增强,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管平补充说。
 
  “高职并非越独立越自成体系越好,从中职断头到中高职衔接,从高职断头到高职本科,短期内改变不了职教二流地位,因为职教学历和资格证书含金量比普教学历文凭低,从上到下一时难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刑晖女士建议说,“唯此,重构高教分类,在圈层化大结构中两轨平行,打通职普分类,文凭和资格等值,选择性机制,单纯职教改革不行,须综合治理。首先是教育部门综合改,再是外部门统筹联动,职教本科的提法本身就是有学历本位普教痕迹的,缺少职教语境和立意。”
 
  晚上22时22分,讨论还在继续。刘宏杰由衷地说:“感谢各位校长、专家。我们会认真消化大家的真知灼见。我们共同出主意,把实践的需求转化为地气、切实有用的政策。”
 
  新年伊始,微信里不光有热闹的抢红包,还有家国天下以及对职业教育的深深思考,观念的交流和碰撞。
 
  “微信问计,这个平台很是方便。这里可以自由讨论,能听到真实意见。大家还可以畅所欲言。”刘宏杰说。
 
  “这种讨论形式很好!职教高层管理在走改革之路!让我们感动!”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礼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