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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民期盼什么样的教育?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村转型发展的步伐在加速,新农村建设需要一大批有技术、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农民期盼什么样的教育?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三位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 
 
  盼望农村孩子能上幼儿园 
 
  全国人大代表祝雪兰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山坪村是典型的山区农村,离县城60多公里。大山隔绝了山村与外面的联系,山坪村的大多数时间是寂静的。 
 
  没有孩子的喧闹声,全村50多个孩子,大多数时候被关在家里。山坪村也没有孩子们能玩的地方,山势太陡,父母们禁止他们乱跑。 
 
  祝雪兰从来没有在村里听过孩子们的歌声。每次去县城,她都很羡慕城里的孩子:“大大方方,活泼好动,透着一股机灵劲儿。”相比之下,村里的孩子“太木”。 
 
  祝雪兰觉得这是由于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缘故。她和村民们都梦想着,有一天村里建起像城里一样的幼儿园,孩子们都能入园。 
 
  为了这个梦想,祝雪兰一度想凭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找资金建幼儿园,但是现实让她为难。首先是没地。地无三尺平,村里连操场大的平地都没有。其次是住得太分散,最远的村民走路到村委会要花2个多小时。村民们说得很明白:“幼儿园建好了,也不会送孩子来。” 
 
  眼下,山坪村还不富,人均年收入只有4000元。由于不通网络,村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打牌。 
 
  不过,在祝雪兰看来,就算城镇化的东风刮到这里,将来村民富了,想要让孩子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仍然不容易。“就算有了幼儿园又怎样?谁愿意来这里当老师?我们村小学就有很多年没来过新老师了。”祝雪兰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农村富裕后村小应当办得更好   
 
  谈起小学时的校长,穿着时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馨哭了。她是东莞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在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团的名册里,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新野县城郊乡马营村村民。 
 
  她说:“如果没有乔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王馨说的乔校长,名叫乔更富,是王馨在村小读书时的校长。1986年,刚考上初中的王馨,父亲去世,家境贫困让她不得不退学。乔更富知道后,把她带回村小,让她教音乐,每月40元工资,而正式教职工不过60元。这笔收入解了王家的燃眉之急。 
 
  “我在乔校长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爱。没有这些品质,我无法成功。”王馨说。1989年,王馨成了第一代打工妹,并最终成为民营企业家。 
 
  前几年,随着她把厂子开回老家,王馨渐渐发现,村里的学校变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学生少了很多,由600多人减少到几十人。 
 
  与此同时,县城中小学的班级人数增加到近百人。村小还是王馨走时的样子,只是更显破旧了。 
 
  这一代村里的孩子将会怎样?按照之前学生的轨迹,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初中之后告别学校,还有一部分会考进高职高专,只有极个别人会考到重点本科院校。 
 
  王馨觉得自己上学的那个年代,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差距不大。她和村民们都希望,农村富裕后村小应当办得更好。 
 
  农村教育应教给学生一些技能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政协副主席杨琼的两个侄子,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 
 
  即便杨琼亲自出面,百般做侄子的工作,也没能扭转他们的去意。“大侄子2008年辍学,二侄子2012年辍学。”说到这里,杨琼叹了口气。 
 
  先后当过农民、乡党委书记的杨琼,对于农村教育发展中的每一处“痛”都了如指掌。见到记者时,杨琼说她要站在村民的角度,说说他们对于教育的烦恼和期盼。在杨琼当过党委书记的谷拉乡,现有1所中心学校,11所村小和几个教学点。全乡2000多名学生,有600多人在村小和教学点读书,大部分人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校,赶上雨天,更是要花上三四个小时。 
 
  雨天道路不通畅,大家顿顿吃面条。用杨琼的话说,“面条就是菜,菜就是面条”。还有心灵的孤独。学前教育覆盖率很低,少数民族孩子聚居在一起,由于没有学前教育,他们不会讲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等上了小学,老师讲课、学生讲话听不懂,很容易自我封闭。 
 
  富宁县并不富裕,农民人均年收入刚过4000元。虽然是穷县,但这里的农民打心眼儿里希望县里能对农村教育高看一眼,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特别是给农村学校派好教师。 
 
  不过,农村学校条件差一些,对农村教育来讲还不是最怕的,最怕的是农村学校办得和城里完全一样。杨琼认为,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将来的农村肯定需要更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加上农村学生真正能上大学的还是少数,因此,她希望农村教育应教给学生一些技能,让学生在接受普通教育的同时能学到一技之长。 
 
  “相对于外面,我们那里的变化太慢了。我很怕我们会被整个国家快速行进的现代化列车甩下。”杨琼担忧地望向窗外,那里有都市的高楼,还有车水马龙的街道。